唐太宗钟情于绮靡的艳诗，话说，某日，他写了一首诗，并要求臣子虞世南唱和。虞世南拒绝了皇帝的要求，他是这样回绝的：“圣作诚工，然体非雅正。上之所好，下必有甚者。臣恐此诗一传，天下风靡。不敢奉诏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圣上您写的诗那是一等一的好，问题出在诗体不够雅正，凡事“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”，我担心此风一开，天下势必流行艳丽的诗歌。所以，臣不敢奉诏。见臣下这么说，李世民也只好顺坡下驴，一本正经地回应：“我就是专门试你的。”最终，李世民赏赐给虞世南布帛五十匹。事情以皆大欢喜作为结局。 壹看完虞世南拒绝的理由，老实说，笔者刚开始有点摸不着头脑。根据《大唐新语》的解释，南梁的梁简文帝昔年做太子时，便痴迷于作艳诗，以至于“境内化之，浸以成俗”。是以，虞世南的谏言，“颇因故事”。 这样的解读貌似也说不通，原因有两点：其一，唐朝初期便是流行六朝妩媚柔靡的文风，虞世南的拒绝，显得毫无意义；其二，他本人也是写宫体诗的好手，古籍有言：“今观世南诗，犹不免绮靡之习。”换言之，他拒绝得毫无道理。于是，我又有了一个小心眼的想法：会不会是因为虞世南写诗的水平比唐太宗高得太多，为了避免尴尬，所以才“高情商”地拒绝呢？李世民写诗的水平，远没有当皇帝的水平高。是故，后世文人评价他虽然能手定中原，然“诗语殊无丈夫气”。而《唐诗别裁》对虞世南的评价是：“追琢精警，渐开唐风。”这两条评语，可谓高下立判。虞世南是一个学者型的官员，历仕陈、隋、唐三代，经历过太多的宦海沉浮。作为一个文人，他肯定也是写诗的，而虞流传到今天的诗歌，又有大量的“应令”诗和“应诏”诗。所谓的“应令”与“应诏”，前者是应皇太子之命，后者是应皇帝之令——不论是谁，都是臣子惹不起的人物。我们还会发现，有时候为了恭维帝王，虞世南的相关诗歌中，甚至有很多贬损自己的字眼。当年杨广为太子时，曾作《月夜观星诗》。杨广诗成之后，便命令虞世南写一首和诗。虞于是作《奉和月观星应令》，这诗的最后四句，是这样写的： 宿草诚渝滥，吹嘘偶仆绅。天文岂易述，徒知仰北辰。有人曾如此解读这几句诗：“宿草”的命运全在天子，只有天子爱民护民，天下才能太平。虞世南是在规劝杨广。我却觉得，类似的解读，有点言过其实了。那个时候杨广还不是天子呢，规劝他还为时过早。以及，如果强行这样解读，与《月夜观星诗》原诗主题会压根不搭。虞世南作此诗应该纯粹为了奉承。“宿草”，字面意思是隔年的草，意即腐朽之草，乃是诗人的自称。腐朽的草也就罢了，虞世南还说，我这根腐草还是滥竽充数的那种，靠着吹嘘成为了官员，所以，又怎么配去描写广袤的宇宙？到头来，还是太子您的诗写得好，意境也更加高远。杨广当皇帝后，曾南巡江都，行经洛阳时，有人献上“合蒂迎辇花”，隋炀帝便让一个叫袁宝儿的宫女持此花，号其曰“司花女”。而后，又下令虞世南以“司花女”为题，作打趣的诗歌。虞世南赋诗曰：学画鸦黄半未成，垂肩亸袖太憨生。缘憨却得君王惜，长把花枝傍辇行。比起唐太宗让他写的宫体诗，这首《应诏嘲司花女》难道不更轻佻么？怎么虞世南就不“臣不敢奉诏”了？ 贰虞世南是那种天生温和且柔软的人，史书中甚至形容他：若看其外貌，会感觉他连衣服都不能承受。但虞世南柔软的外貌背后，有一颗坚韧的、刚强的心。他是那种勤奋到让人感觉可怖的人。少年读书时，他常常精思不懈、孜孜不倦，为了读书数十天不梳洗。习练书法时，他很少临摹字帖，虞世南以为，过于注重临摹，是懈怠与偷懒的表现，他会把心思全然放在书法上，闭上眼睛所思所想也都是字形，每晚睡觉的时候，也总是在腹部以手写字。他还曾因用“辟暑犀如意”（就是今天的“痒痒挠”）挠痒而产生罪恶感，继而深刻地作诗反省：“妨吾声律半工夫。”虞世南有一个哥哥名叫虞世基，人们评价兄弟俩的文章，哥哥的文章以清秀有力称雄，弟弟虞世南的文章则更加丰富广博——也许，这就是天分与用功的区别吧。比起弟弟，伶俐的虞世基更懂得圆滑之道。他当官不久，即不断升迁，生活也日渐显赫，后来连妻妾的穿戴都可以与王侯比肩。 虞世南就很惨了，隋炀帝嫌弃他不懂得人情世故，竟让虞世南连续当了十年的七品小官。隋末是一个乱世，哥哥的过分招摇与高调未必是好事。很多年后，权臣叛乱，先是弑杀了隋炀帝，接着，又把屠刀对准了作为内史侍郎的虞世基。虞世南手无缚鸡之力，却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，伏在地上向对方请求，让自己代哥哥去死。当时，有个叫封德彝的小官，目睹了整个过程。他后来跟人说道，是时，虞世南的哥哥与许敬宗（后来官至唐朝宰相）的父亲同时被害。但世南匍匐在地，请求代哥哥死；许敬宗则手舞足蹈、反复叩拜，请求让自己活命。 叁读至此，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虞世南：前者阿谀，后者正直。请问，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虞世南？我觉得两者都可以是。他生活在官场之中——还是乱世的官场，在乱世中学会变通是一种智慧。但点到为止的逢迎，也便是虞世南的底线了。于虞世南来说是底线的东西，于别的臣子却是基操。是故，隋炀帝对他的评价：性格过于“峭正”。至于那一首《应诏嘲司花女》——它亦是虞世南应制诗中唯一一首以女性为对象的诗歌，的确有点轻佻，但还要看跟谁去比。虞世南写这首诗的时候，彼时的宫体诗歌，往往以低级趣味的视角去观察和描绘女性。而虞世南只是刻画女子“学画鸦黄”的行为和“垂肩亸袖”的姿态，已经算是抵制南朝以来的淫靡诗风了。虞世南在给李世民当官时，年已69岁，可谓垂垂老矣。但由于日积月累的缘故，就好比武侠小说的“气宗”，他的各项水平——唐太宗还将他的诸多本事总结为“五绝”，已经臻于化境。虞世南的书法冠绝一时，世人说他的字里有王羲之的魂魄。在市场上，他的字是十分值钱的，人们甚至将他的书法作品，用剪刀剪开，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分开卖；在朝廷里，虞世南的书法更受到重视，连唐太宗的玉玺，也是由他亲笔手书，其文曰：“受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。”虞世南的诗歌，于晚年亦有着返璞归真的迹象，他的诗风渐渐由婉缛转为清新。正如后人的评价：“（虞世南之）诗在隋则洗濯浮夸，兴寄已远；在唐则藻思萦纡，不乏雅道。” 虞世南在隋朝时往往会用金啊银啊的字眼，写很浮夸的诗： 乘星开鹤禁，带月下虹桥。银书含晓色，金辂转晨飙。 入唐后，同样是“应令诗”，他的诗风却变得清新、明丽且活泼起来，比如《奉和幽山雨后应令》：肃城邻上苑，黄山迩桂宫。雨歇连峰翠，烟开竟野通。排虚翔戏鸟，跨水落长虹。日下林全暗，云收岭半空。山泉鸣石涧，地籁响岩风。所以，当初虞世南拒绝为唐太宗写宫体诗时，他的确是反感那种浮靡的诗风了。 人们评论虞世南的这一改变，这大抵就是所谓的“圆融整丽，四德具存，治世之音”了吧。虞世南去世时，享年八十一岁，他的儿子做了专门监管宫廷佛经抄录的工作，以及宫内建筑的管理工作，因此被人戏称作“大匠”。作为对比，隋朝猛将来护儿的儿子来恒因为有才学，却成为了大官。当时的文人奚落道：“来护儿儿把笔，虞世南男带刀”，许敬宗则无比诧异地表示：“来护儿儿为宰相，虞世南男作木匠，世道颠倒，竟已到了这样的地步吗？” 笔者倒是觉得，以虞世南的能力和受宠程度，大概可以给儿子安排好的工作，但他并没有这样做，这不是“事之倒置”，这是坦荡荡的君子行为。而君子所为，是某些人理解不了的。
参考资料：宋祁、欧阳修等：《新唐书》李昉等：《太平广记》周勋初等：《唐人轶事汇编》陈贻焮等编：《增订注释全唐诗》
作者：老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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